本月5日，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发布报告，谴责梵蒂冈罗马天主教廷利用收养政策，在过去数十年里任由教职人员“强奸和性骚扰了上万儿童”，并敦促教廷公开其关于教士恋童癖案的调查文件，并将试图隐藏自己罪行的神父公之于众;报告还对天主教廷在同性恋、避孕、堕胎等争议问题上的传统立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后者重新评估政策，以确保儿童权利，及儿童获得卫生保健的途径。

事实上，天主教和“恋童癖”间的关系，早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多年以前，德国《明镜周刊》就曾披露，自上世纪50年代起，南德意志雷根斯堡教区唱诗班便广泛“恋童”;《纽约时报》称曾在1950-1974担任威斯康辛州某聋哑学校教职的墨菲神父曾向教廷坦白其侵犯儿童罪行，教廷还特别成立调查组，但结果不了了之，墨菲仍然保留神父称号直到去世;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报道，一名叫史密斯的神父曾因侵犯儿童被内部调查，但事件不了了之，导致此人长达20年内在美国、爱尔兰和苏格兰侵犯更多儿童。甚至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唱诗班男孩”在某些讽刺作家笔下，就带有双关含义，对儿童的性侵犯也成为“藏污纳垢的罗马”众多不堪入目之处的一处。

而天主教廷在对待教士“恋童癖”问题上长期捂着盖着，坚持“家丑不可外扬”的内部调查机制，且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是什么秘密。《明镜周刊》提到的“唱诗班恋童事件”，雷根斯堡唱诗班负责人，是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哥哥乔治.拉青格，而《纽约时报》所提的墨菲神父恋童丑闻，最终让墨菲神父轻易逃脱惩罚的教廷特别调查组组长，恰是当时的拉青格枢机，也就是后来的本笃十六世教皇。

自罗马帝国时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罗马天主教，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教职人员脱离家庭“全心侍奉上帝”，教廷并始终反对女性出任教职，对堕胎、避孕、同性恋(甚至一度包括离婚)持反对态度。历史上英国王室、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众多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人性，表面上维护道德，实则反倒会导致更多道德问题，但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改革方案，最终导致一个个新教派(如主张离婚自由的英国圣公会教，和主张神职人员不脱离家庭的新教路德宗等)诞生，却并未能推动天主教在这些方面作根本性改革，以保守著称的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不仅一贯禁止教士结婚，反对妇女出任教职，宣传妇女顺从男人，推行不合时宜的家长制作风，而且对愈演愈烈的“恋童癖”丑闻遮掩、回避;以开明著称的现任教皇方济各在某些方面曾让人耳目一新，如他曾是枢机中第一个站出来大声谴责“恋童癖”的，出任教皇后不久，就于去年12月成立独立的“恋童癖调查委员会”，强调对所有涉嫌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管理层的责任“一查到底”，他还曾主张宽容未婚妈妈和非婚生子女(任枢机时曾谴责拒绝为非婚生子女洗礼的教士为“虚伪者”)，强调尊重妇女，反对歧视移民和异教徒。但同样是这位开明派教皇，同样反对同性婚姻，谈对堕胎和避孕，反对妇女出任教职和神职人员结婚。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报告出台后，教廷迅速作出反应，一方面承诺对恋童癖“加强调查”，另一方面却对报告中有关避孕、堕胎等教廷传统立场的指责拒不接受，称之为“干涉教廷内部事务”，由此可见，天主教传统的改变，并不会因个别领袖人选的变化而特别“提速”。

一些观察家指出，近年来由于“恋童癖”丑闻层出不穷，天主教廷在欧美的名声受到很大打击，而在中国却呈现相反的态势，许多人将天主教视作“社会道德净化”的希望所在。这究竟是为什么?

欧美、尤其欧洲“旧世界”，历史上曾经历过中世纪的“天主教黑暗”，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社会和文化，都经历了一个从“宗教化”到“自由化”的过程，将世俗化和自由化当作历史的进步，对天主教中的消极成分也有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反观中国，传统上就是个较世俗化的社会，天主教等外来宗教更受过多次排斥、打压，近几十年间，又经历了从将宗教一概视作“迷信落后”，到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的剧变，社会上普遍对信仰禁锢的危害记忆犹新、认识深刻，而对天主教这种外来宗教中的糟粕成分体会不深，出现前述认知反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

对此，客观的态度，应是用“平视”的眼光看待罗马天主教会的“恋童癖”丑闻，既不能因此对整个教派戴上有色眼镜，也不应以“维护信仰”为由，对客观存在的丑闻视若无睹，或顾左右而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