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医三院孕妇死于主动脉夹层，家属砸医院打医生，索赔1000万，事件持续发酵。

来，看看这个事件的元凶———主动脉夹层。近年来，戴戴一直跟随中国主动脉夹层的领军人物孙立忠的主动脉团队采访，今天，把一篇旧稿发出，大家真正认识主动脉夹层是一个多么凶险的疾病。

受访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 孙立忠

作者：戴志悦

主动脉疾病被医生和患者的重视程度，与它的凶险程度，远不成正比。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仅主动脉夹层每年新发病例20万，其中98%的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或死亡或随时面临死亡，而获得手术机会患者最终生存下来的仅2%左右。

如此高的死亡率，不仅病人恐惧，连医生也感到巨大压力，大血管外科因此成为各医院最薄弱的项目。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只能完成较简单的主动脉手术，且每年成功手术不到100例。

满地都是血，把医生的拖鞋都粘住了

北京安贞医院孙立忠教授经历的第一台主动脉手术，至今记忆犹新。

1983年，孙立忠还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时，有一名20多岁的主动脉瘤患者，谁也不敢给他做手术。正好有一位国外著名的大血管专家来讲学，医院便请他主刀手术。

然而手术失败了，大出血，“我们跟着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但人还是死了。等我们离开手术台时，人走了，拖鞋留下来。原来满地都是血，血干了，把我们的拖鞋都粘在了地上。”他说。

主动脉手术是心血管外科中技术难度最大的手术，涉及重要脏器多，死亡率高达20%以上，一直是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因此被形容为“血流成河”，最终仍是“人财两空”。

如今，孙立忠和他的团队，已经把这种手术的死亡率降到了不到4%。

心脏外科每一台手术都是要么生要么死，主动脉手术又是心脏外科手术中难度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大的。

最凶险的疾病叫主动脉夹层，即主动脉内膜被撕裂，血液经破口进入到血管壁的中层，形成了一个夹层，这种情况下，血管壁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外膜，在主动脉血流的高压冲击下，一旦破裂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患者倾刻间死亡，只需几分钟。

就在上周，孙立忠教授还接诊了四名从外地转运而来的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但只有一人有机会得以手术救治，其余三人都没有来得及抢救就去世了。

正因为主动脉疾病的凶险，孙立忠教授带领的五病区大夫，整个就是一个“救火队”，不仅接诊众多的急诊手术，而且一旦医院其他组在心脏手术中遇上困难，也都是马上请他们来扑救。

比心梗更要命，急性主动脉夹层，48小时内死亡达50%

高血压是导致主动脉夹层发生的两大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是动脉硬化。

而在孙立忠领导的团队里，一半以上的大夫都有高血压，这些都是在长期的与主动脉疾病战斗中“紧张”出来的。

“有段时间我每到下午就头痛，以为是累了，后来一测发现血压高。我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手术时就高，不做手术时就正常。”孙教授说。

心脏手术时有个很重要的辅助装置叫人工心肺机，即体外循环，代替人的心肺工作，把心脏里的血液引到心肺机上来，通过机器把氧合交换好的血液送回身体里，这样在心脏不工作的情况下，保证人体各个主要脏器供血。

但做主动脉手术时，有时无法完全依靠体外循环，甚至需要“停循环”，而组织耐受缺血缺氧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主动脉手术医生的紧张，正是手术时间的受限，既要在最短时间内把该置换的血管吻合完，还得保证缝合好的血管在恢复血流时不漏血。

“如果出血止不住，患者就得死在手术台上，每天都这样过日子，大夫的血压能不高吗?”孙立忠教授笑着说。

主动脉疾病是人类自出现就无法避免的疾病。主动脉疾病主要包括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狭窄等。很多名人死于主动脉疾病，爱因斯坦、林肯、李四光、美国排球明星海曼以及我国排球运动员朱刚。

孙立忠教授指出，急性主动脉夹层，发病早期死亡率非常高，48小时内死亡率达50%，每拖延一小时死亡率增加1%，而两周内死亡率达65%~75%。年龄高峰45岁~70岁，男女比例2~3：1，能活过一年以上的，几乎没有。

如今，主动脉疾病很容易诊断出来，一个胸部的X光片，或者一个有经验的大夫通过一个心脏超声，大血管CTA就可以诊断出来主动脉瘤或夹层。

欧美国家以主动脉瘤为主，我国主动脉夹层发病的比重很大。这主要是与我国高血压患者的众多有关，而这类人群大部分对血压并不重视。

中国有1亿3千万高血压人群，还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或者即便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不规律地治疗，认为没症状就可以不吃药。殊不知，在血压的高高低低中，最先受损害的就是“劳苦功高”的主动脉。所以预防主动脉疾病，控制好血压非常重要。

全国真正专业的大血管大夫，只有十几个

大血管医生缺口太大，心外科医生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主动脉手术累，不少心外科大夫都刻意地回避着。

“全国真正专业的大血管医生，可能不超过十几个。”安贞医院心外5病房副主任朱俊明教授如此形容。

这个数字并不夸张。在北京，阜外医院70多位心外科医生中，真正能做到独立完成大血管手术的也只有三四位，而安贞医院的100多位心外科医生中，也仅有五六位能做大血管手术。

除了北京，国内其他地方的医生就更少了。医生数量的多少也直接决定了能否开展主动脉外科手术的医院数量。

据朱教授估计，可以开展相对较简单的主动脉手术，如单独的升主动脉替换，全国可能有个四五十家;主动脉夹层要做全弓替换的，只有二十家左右，真正能独立做全胸腹主动脉替换的，全国不超过五家。

因此，孙立忠和他的团队，不仅承担本院的“救火任务”，还要承担全国的救火任务，每周除了在家能睡三个晚上外，其他时间都是在各地做手术，甚至常常要半夜赶往外地“救火”。一位大夫笑言：我们的生活不是在手术，就是在去做手术的路上。

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分会会长兼全国大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孙立忠，除了手术，还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对大血管医生人才梯队的培养上。每年除了在安贞医院定期举行培训班外，还要经常飞往外地，手把手地教医生做手术，几乎全国的大血管大夫都曾接受过他的培训。

然而目前，大血管医生的缺口依然太大，“这个工作，谁也不愿意做，主动脉手术不出数，别的心血管外科手术一天能做三四个，而主动脉手术一天只能做一两台，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不像别人那么出成果，所以很多医生不想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件事。”孙立忠对此很无奈。

正因为医生的缺乏，我国主动脉疾病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的也许还不到2%，另98%的患者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可能死亡或随时面临死亡。

这个数字还只是保守估计。

由于我国没有主动脉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根据国外的资料，只能按人口比例和手术数量推算。美国不到3亿人口，最多的是一年20万例主动脉手术，按人口比例计算，我国的应该达到80万台的主动脉手术量，如果再考虑我国经济条件和患者的心理接受程度，我国主动脉手术也应做到每年30万或50万例，然而我国去年全部主动脉手术加起来才2000多例，其中安贞医院就占了近900例。

大血管领域，除了医生的缺乏，还缺一个像样的数据库。孙立忠认为自己这20年来，在建设主动脉外科数据库的工作方面，开始得太晚太晚。

如今，孙立忠教授要求全科室医生全力以赴去进行这项工作，将这件事提到了战略高度。他说，数据库是将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想在心血管外科国内外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定位置，没有数据库是万万不行的，否则将来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对以前手术的经验教训也无据可查。

同时，他还在建立主动脉的组织库，这也是为将来进行科研工作做重要的材料收集工作，“有了组织、血液标本，这就等于为将来基础研究留下非常珍贵的资料，没有这个，更深入细致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做。”

孙教授说：“这事做不好，恐怕历史会谴责我们的失职。”